揭开蓝玉案之谜:明朝开国第一名将遭诛杀

  蓝玉是定远人,原为开国公常遇春的妻弟,曾在常遇春手下服役,勇敢无畏,所向披靡,在战场上积累了无数战功,最终成为大都督府的佥事。

随后,他相继跟随中山王徐达征讨北元残部,西平侯沐英征讨西番,以及颖川侯傅友德征云南。凭借屡立的战功,蓝玉被封为永昌侯,并且他的女儿也被册封为蜀王妃。

蓝玉最为著名的军功,是在洪武二十年(1387年)担任左副将军时随大将军冯胜出塞,成功降服了北元悍将纳哈出。之后,他又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担任大将军,继续出塞征讨北元嗣君脱古思帖木儿,并一直打到捕鱼儿海(今贝加尔湖),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后返回。因此,蓝玉因其军功被晋升为凉国公,成为继中山王徐达和开平王常遇春之后明军的重要将领。

  但是,蓝玉因立有军功和受朱元璋的宠爱,渐渐骄傲恣肆,曾经纵容家奴侵占民田。御史对其家奴的不法行为进行质问,他就驱逐御史。蓝玉带兵北征回还,夜半来到喜峰关城下,要求开门,关吏限于制度没有及时开门,他就毁关而入。后来,又有人告发他,说他私自占有元朝皇帝的妃子,致使元妃因羞愧而上吊自杀。在军中,他为所欲为,擅自升降将校。参加西征后,他被升为太傅,而与他同时出征的宋国公冯胜、颖国公傅友德却被封为太子太师,他对此大为不满,整日满腹牢骚。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二月,锦衣卫指挥蒋揭发蓝玉谋反。经审讯,说是蓝玉串通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东伯何荣、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谋划在朱元璋出宫耕种田时起事。朱元璋当然不能容忍谋反之事,于是,蓝玉被族诛,凡连坐的都称为“蓝党”,一律处死。朱元璋亲手写诏布告天下,并将蓝玉谋反的事实编为《逆臣录》。朱元璋在诏书中说:“蓝贼为乱,谋泄,族诛者万五千人。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杀了一万五千多人以后,朱元璋似乎还觉得自己已经很宽容了。然而,仅列入《逆臣录》的高官就有一公、十三侯、二伯。经这一次杀戮之后,明初的功勋宿将差不多都被杀完了,各军府卫所被株连诛杀的军官达几万人。这时候,朱元璋还说什么“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很明显这完全是一句骗人的话,因为此时已经无人可追问了。

  如此众多手握重兵的高级将领,为什么会毫无反抗地束手就擒呢?显然,他们没有任何要同朝廷作对的准备,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反谋。与之相反,朱元璋却早为这次杀戮做了精心准备。

  虽然朱元璋对权臣的防范由来已久,但蓝玉案爆发还是有一个重要的导火线。蓝玉案爆发前一年,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朝中发生了一件大事:四月二十五日,年仅三十九岁的太子朱标死了。皇位继承人的死,对朱元璋的打击太大。他在皇宫东角门召见群臣时说:“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于死,命也!”不禁大哭,这时他已经六十五岁了。

  按嫡长子继承制,皇位只能由皇太子的长子接任,而朱标的长子早已夭折,这时排行老大的允才十五岁。朱元璋诛杀权臣,本来想要为子孙铲除后患,当年,朱元璋曾对朱标明确表示,铲除权臣如同除掉荆杖上的棘刺,是为了便于掌握,但是他没想到太子朱标会死在自己的前面。

  有一则记载说,当初马皇后去世以后,朱元璋一直处于郁郁不乐的状态,戮杀大臣的行为也更加恣意。有一次,太子朱标进谏说:“陛下您杀大臣杀得太多,恐怕会伤了君臣间的和气。”朱元璋听了以后不说话,沉默很久。第二天,朱元璋把太子叫来,将一根荆棘扔在地上,命令太子去捡起来,面对长满刺的棘杖,太子觉得很为难。朱元璋说:“这根荆棘你拿不起来,我替你将刺磨干净了,难道不好吗?现在我所杀的人,都是将来可能威胁到你做皇帝的人,我把他们除了,是在为你造莫大的福啊!”太子跪下来给朱元璋磕头,但心里不同意朱元璋的观点,低头说:“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他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这是表明,父亲您似乎不是尧舜那样的明君,否则哪来那么多乱臣贼子?你想,朱元璋听了这话能不生气吗,老皇帝气得搬起坐的椅子就扔了过去,要砸太子,太子吓得赶忙逃走。

  朱元璋把一切都设计得很美妙,但是惟一没设计到或者说他控制不了的因素就是,朱标早逝,死在了他的前面——朱元璋把荆棘上的刺磨得再干净,一旦后继乏人,操杖之人不在了,那该怎么办?朱标生性敦厚仁柔,他死后,他的儿子,也就是朱元璋的皇孙朱允则更为孱弱,更令人不放心。朱元璋在位,尚且感到如狼似虎的悍将难于驾驭,一个十五岁的孩子,没有任何政治经验,将来怎么能保证坐稳皇位?

  虽然老将都已经被杀光了,但新起的蓝玉等人能征善战,强悍桀骜,不能不令人担心。因此,为了孙子朱允,为了防备不测,对蓝玉这样的强臣,反也得杀,不反也得杀。蓝玉等人的引颈就戮,恰恰说明是朱元璋采取了先发制人的行动。

  朱元璋不仅先发制人,说话还不算数。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八月二十二日,他推翻了不再追究胡党的承诺,再次借胡惟庸案诛杀了靖宁侯叶升。叶升是蓝玉的姻亲,杀叶升就是揭开了蓝玉案的序幕。这时,蓝玉尚远在征讨西番的前线,死心塌地为朱元璋征战的他对即将临头的大祸毫无觉察。如果他稍有异心,在姻亲叶升被杀后也不会老老实实地回来。所以,明末清初的史家谈迁说:“蓝凉公非反也。虎将粗暴,不善为容,彼犹沾沾一太师,何有他望!……富贵骄溢,动结疑网,积疑不解,衅成钟室。”他这话的意思是,蓝玉不过是一个脾气粗暴的将领,骄傲跋扈,不善于讨好人,引起了朱元璋的怀疑,终于招致杀身之祸。

  蓝玉死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十一月,朱元璋又找借口杀了宋国公冯胜,二十八年(1395年)二月,又杀了颖国公傅友德。这样,终洪武一朝,在明初开国功臣中,身为公侯而得以幸存的人仅有长兴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二人。

  胡蓝之狱让我们看到,一个社会最底层的赤贫农民、一个游方僧,一旦登上皇帝的宝座,要实现绝对集权,并欲使之传之久远,表现出了怎样的残忍,而他的残忍又让多少人断送性命、付出鲜血!古人评论当年汉高祖刘邦诛杀功臣时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我们看,朱元璋屠戮功臣的行为较汉高祖刘邦实在是远远过之矣。

  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这样评价“胡蓝之狱”:汉高谋杀功臣固属残忍,然其所必去者,亦止韩、彭,至栾布,则因其反而诛之。卢绾、韩王信,亦以谋反有端而后征讨。其余萧、曹、绎、灌等,方且倚为心膂,欲以托孤、寄命,未尝概加猜忌也。(朱元璋)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未有!

  他又拿历史上的其他例子做了比较——汉光武帝、唐太宗定天下时,他们自己还很年轻,正处壮年,等到他们老的时候,诸功臣也都老的老,死的死了。宋太祖做皇帝的时候年纪虽然不小了,但是他有个能干的弟弟,他这个弟弟就是后来的宋太宗,有这个弟弟驾驭诸臣,这些功臣因此都得以保全。至于明太祖,他起事虽早,但是到天下大定时则年已六十有余了。懿文太子朱标仁柔,等他死后,其子朱允就更孱弱,朱元璋于是不得不为身后之事而做准备了。因此,他两兴大狱,将诸功臣一网打尽,由此可推见其心迹。

  胡惟庸之死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案发之时,同诛者不过陈宁、涂节数人。而到朱元璋兴胡党之狱时,则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这时候距惟庸死已十余年。后世史家每每论及此处,就会反讽:岂有首逆已死,同谋之人十余年始败露者?这只不过是朱元璋以胡惟庸案借题发挥,阴使狱词牵连到所有的人,以实现他的草禽之计,赵翼的评价是很有见地的。

  朱元璋加强中央集权是为了强化专制皇权,维持朱家皇朝的长治久安。但在当时,明朝刚刚建立,中央集权的加强可以说保证了统一战争的完成,有利于抵御外敌,有利于保证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是,朱元璋的极端专制和野蛮杀戮,将民主精神扼杀净尽,给后世留下了恶劣的先例,导致中国再次陷入长期专制统治的深渊,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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