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蠡,由士至圣:智慧与勇气的蜕变

范蠡,一位具有智慧与勇气的传奇人物。他从一个普通的士子,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智慧,最终成为一代圣人。范蠡以他的聪慧和胆识,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整个国家的命运。他用智慧化解了困境,用勇气拓展了未来,展现出了智慧与勇气的蜕变之路。范蠡的故事告诉我们,只有具备智慧和勇气,并且不断努力奋斗,才能实现人生的蜕变与升华。


范蠡,作为中国商业文化的开创者和奠基者,被中国人民尊称为“财神”、“商圣”、“商祖”。他对商业文化的贡献不仅在于他从自己的实践中总结出了经营商业的基本规律、经验、教训,不仅在于他用自己的实践检验了这些规律、经验,更在于他数次散尽家财,以反盈利、归零利润的极端方式确认了商业的终极目的。

纵观范蠡的一生经历,我们可以判断,范蠡的人格、思想、理念有一个由低及高、由狭及阔、由小及大的发展过程。笔者试用“由士至圣”浓缩和提炼这一过程及其意义。

范蠡,由士至圣:智慧与勇气的蜕变

封建时代,人们通常所说的“士”,是指以自己的学问、知识、智慧博得社会地位人。《汉书·食货志》的定义是“学以居位曰士。”《后汉书·仲长统传》称“以才智用者谓之士。”作为一个阶层,“士”是“劳心者”,是知识分子。他们要有学问,有知识,有思想,要追求精神的超脱自觉。而要成为优秀的士人,他们必须有很高的道德境界,能够诚实守信、恪尽职守、淡漠名利,是诚实、守信、敬业、廉洁、礼让、勇敢、贤德等优良品格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范蠡无疑是一位杰出的士。

以诚实守信论。范蠡在辅助勾践复国后已经认识到大名之下难以久居,本可以一走了之,但仍然正式报告勾践、坦然陈辞:“臣闻主忧臣劳、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会稽,所以不死,为此事也。今既以雪耻,臣请从会稽之诛。”然而勾践的回复充斥着君王的坦率与霸道:“孤将与子分国而有之。不然,将加诛于子。”范蠡也以真诚和理解做了最后的告别:“君行令,臣行意。”遂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

对朋友和同事文种,范蠡也满怀热忱。他冒险写信给文种,劝他:“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遗憾的是文大夫心存幻想,当断不断,终被赐死。

也许有人会说范蠡协助勾践诈降夫差、离间吴国君臣、隐藏越国实力,哪有诚实可言?也许有人会同意。韩愈的观点“为人谋而不忠者, 范蠡其近之矣”,哪有一点守信?

然而,范蠡的伟大正有别于此。如果范蠡真的对敌人诚实,那就是迂腐或者愚蠢;如果对因心胸狭隘、无故加害功臣的暴君守信,岂不是愚忠?尤其是在他认清勾践本质后决然隐退,显示了一个卓越政治家超越时代的洞察力、决断力、执行力。即使仅以此持论,他也已经远远超越了屈原、岳飞等。因此,苏轼虽然说“以吾相蠡,蠡亦鸟喙也”,但也不得不承认“春秋以来用舍进退未有如范蠡之全者 ”。学者饶恒久称“这种士人独立人格精神之高扬,堪为千古标范。秦之李斯、汉之张良、蜀之孔明,皆可令世人与之相比较而叹惋之。”

以敬业贤德论。范蠡是在会稽山之战越国被吴国打得大败之时投奔勾践的,所谓“受命于危难之际”。他不是来坐享其成的,而是来拯救苦难的;他不是来瓜分果实的,而是来艰辛创业的。这种使命感激励着他奋斗了二十年,毫不气馁灰心,从未松懈旁骛,无怨无悔地把青春和智慧奉献给了复国事业。为了事业,他自愿做人质在吴国被囚禁;为了事业,他自揭短板,认为文种治国理政的能力强过自己,建议文种留守,自己陪勾践夫妇赴吴为奴;为了事业,他拒绝了夫差的利诱和威逼,在越国最低谷时和越国坚定地站在一起;为了事业,在吴王夫差战败乞和、勾践多次欲动摇时,范蠡挺身直谏,痛陈利弊,捍卫了胜利成果。甚至在没有等到勾践决断之时,他毅然率军进攻,力逼夫差自杀,避免勾践重犯夫差当年错误。他具备一个职业经理人的所有道德标准和一个贤臣的所有高贵品质。

至于勇敢和心力强大,就更不必说了。他面对过最残暴凶狠的对手,面临过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经受过最难抵御的诱惑,面对过最难决断的局面,却都以最出人意料的方式妥当应对。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生死悬于一线而谈笑风生,范蠡以大智大勇为千百年来的名士们标出了勇敢的高度。

如果到此为止,范蠡作为一个完美的士人已经足以流芳百代了。然而他的遽然转身,开启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士人的下半生,为我们这个民族点亮了一盏商业文明的明灯。

范蠡以他的品格、能力、功绩,冠绝历代士人。但也因此,他受到其所处时代路径依赖的影响,有明显的阶层局限性。

范蠡是楚国三户(今属河南省淅川县)人。他出身贫贱,但志向高远、博学多才。据饶恒久《范蠡生平考论》考证,当他20至25岁由楚入越时,楚国正值平王当朝,国王昏庸,奸臣乱政,政治黑暗,他无法在自己的祖国发挥才智。而在此期间,楚国连年战争,多次战败,国力日益衰落。目前没有看到确证范蠡投奔越国直接动机的文献,而且即使客观上兴越灭吴帮助了楚国复仇,我们也不宜推测范蠡投奔越国有曲线救国的远大抱负,只能根据史实判断他在越国弱小时参与越国复兴事业,直接的驱动力还是对个人成功的渴望,是一次冒险的人生抄底。在越国,他被拜为上大夫、相国,进入核心决策层。这与后世张仪等士人利用自己的战略理论说服人主,从而谋得高层地位是完全相同的,符合“以自己的学识谋得社会地位”这一士人统一的初衷和路径。

在帮助勾践复国进程中,范蠡所有的梦想和谋划,必须通过勾践的决策来实现和实施。如果没有勾践的认同和批准,他是无法推进正确举措的(会稽山之败就是勾践不听劝阻的结果)。这就形成了他与越国统治集团的依附关系。这一关系表现为他必须以勾践的目的为目的、以勾践的手段为手段。消灭吴国、复兴越国,就是他这一时期的人生目标;发展武装、隐藏实力、择机发动战争就是他的手段。这种对统治者个人的人身依附,对统治集团所选择的实施方式的依赖,是历代士人的普遍选择,商鞅李斯是这样,王安石、范仲淹是这样,他也只能是这样。

在越国灭吴后,范蠡决意放弃显赫的地位,离开勾践,最主要的因素是忧虑自身的安全。甚至他到齐国后被齐王拜为主持政务的相国,他再次辞别,也是因为他认为“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出于个人利害的考虑,归还相印,急流勇退。

综上所述:范蠡在其告别越王之前的经历、性情、理念、处事方式等,没有超出一位士人的特质。这既是他所处时代和阶层的局限,也是他个人的道德水平、思想水平、能力水平在这一阶段的实际存在。

按照“士农工商”的传统评价标准,范蠡从治国理政的“士”,到养鱼种田的“农”,再到收储贩运的“商”(排名居尾,时称“末”),从社会地位来看,是一步比一步差了。然而,从其个人成就和社会价值的结合来看,他的人生曲线步步拉升。离开越国之后的范蠡,在成为“圣”的道路上疾速前行。

在从零起步的创业中,范蠡选择了自我开辟发展领域的全新赛道--商道。在这里,他远离了屈辱的人身依附,远离了残暴的压榨,远离了血腥的杀戮,通过养殖、种植,通过收购、销售,通过仓储、贩运,潜心观察和研究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奇妙关系,用智慧驱动财富,用财富营造关系,用关系治理社会,缔造了属于自己的商业帝国。这是士人们从来没有进入过的世界,也使他拥有了士人们从来没拥有过的力量,创造了士人们从来没有创造过的奇迹。

在反复的实践中,范蠡总结出了系统的营商规律,为后世的商业进步奠定了思想基础,开创了理论先河。比如,他选择在陶地开展业务,看中的是这里交通便利,是物流中心,提示经商要注意环境;他提出“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就是充分考虑农民与商人的利益平衡,“农末俱利”,不能惠农抑商,揭示了市场的基本逻辑;他从进货、仓储、库存、定价、出库、核账、利润等每一个环节详细考察规律、制定规则。就如老子以道德经教诲治国理政一样,范蠡以自己的理论教导人们如何经商理财。他揭示的许多原则,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会令我们对一些违背市场规律的做法而扼腕。

在运用商业智慧积累了巨额财富后,范蠡出人意料地把财富全部散发给了民众。而且聚而散、散而聚,十九年里“三致千金”。积累财富的艰辛,我们不得而知;三散其财的决绝我们不得而知。但其结果我们都知道了,就是千百年来人民的敬仰和爱戴。

通常人们所称颂的“圣人”,一般是在道德、智慧、慈悲等方面具有高贵品质和高尚境界的人。圣人的品德修养是他们成为圣人的重要标志,这些品德修养包括诚实、宽容、仁爱、勤奋、谦虚、正直等等。这些品德使他们在人们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地位,使人们愿意模仿、学习、追随。圣人的智慧是他们成为圣人的重要因素。圣人能够以自己的经验、知识和智慧启迪他人,使人们获得对人生的深刻理解、对自然的全面认识、对社会的透彻洞察。圣人的影响力是评估他们是否成为圣人的重要指标。这种影响力不仅仅是在当时,而是要经过长时间的历史检验、淘洗、沉淀能变得更加深远。

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北宋名臣范仲淹之子、人称“布衣宰相”的范纯仁说:“但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圣贤地位。”

《易·乾·文言》称:“进退存亡,不失其正者,唯圣人乎!”

——能够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能够严以律己,宽厚待人;能够进退得当,没有失误……这些先贤们在不同场景下对圣人特质的阐释,为我们展开了从行为方式考察圣人的另一个视角。

以上观之,范蠡在自己告别朝堂、走进江湖、亲近百姓的后半生中,以对民众的悲悯、对人性的洞察、对自然的遵从、对商道的探求、对财富的掌控,完成了从独善其身到兼济天下的转变、从征战复国到通商利民的转变、从政治家军事家到实业家经济(学)家的转变,完成了对生命意义的跨越和提升,完成了对中华商圣的全面塑造。

作者简介: 王旭东,河南省淅川县人,曾任总裁、《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中国花卉报》社社长,长期从事新闻工作,曾经在中国国家级电台、电视台、报纸等媒体供职。在中央电视台工作期间,他参与了著名新闻栏目“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的策划、编辑和采访,担任过香港回归、长江三峡大坝截流等大型报道的撰稿和现场导演,是中央电视台新中国成立50周年阅兵和群众游行现场直播的总撰稿。

来源:淅川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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